在中国南方城市东莞的一座工厂里，一排排的长方形箱子看上去如同宇航员的休息舱。这24台日本造的针织机属于香港美罗针织厂(MilosKnitwear)旗下的这家工厂，不久还将再配...

  在中国南方城市东莞的一座工厂里，一排排的长方形箱子看上去如同宇航员的休息舱。这24台日本造的针织机属于香港美罗针织厂(MilosKnitwear)旗下的这家工厂，不久还将再配备4台。这家家族公司为这些机器总共花费了180万美元。

  只有两名工人操纵着一行行排列整齐的机器，这样的工厂与中国制造业的典型形象格格不入。在广东这个工业省份的其他工厂，通常能见到成千上万名工人在工作台上埋头苦干，生产包括iPhone和跑鞋在内的诸多产品。

  但这家工厂展现出的自动化面貌象征着中国的一场新工业革命，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是劳动力状况的变化：延续30年的一胎政策致使劳动力短缺；对工人的争夺十分激烈，以至于雇主不得不年年加薪15%-20%试图挽留；很多中国年轻人日益倾向于在餐馆和商店工作，而不是枯燥的生产线。由于中国人口正在快速老龄化，劳动力短缺问题可能趋于恶化。世界银行(WorldBank)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在中国，14岁以下人口所占比重从十年前的近25%降低到现在的不足20%。

  生产iPhone和iPad的台湾公司富士康(Foxconn)在中国雇佣约100万人。去年，富士康老板郭台铭(TerryGou)在一次员工联欢会上宣布，计划在3年里为公司在大陆的工厂引进100万台机器人。尽管许下这等豪言的老总少之又少，但慢慢的变多的人已经在权衡自动化的利弊。

  ABB机器人部主管倪思德(PerVegardNerseth)说：“（尤其是）电子行业慢慢的开始寻找自动化的机会。”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Robotics)预测，中国到2014年将变成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

  美罗针织厂的老板林宣武(WillyLin)说，东莞工厂只有150名工人的原因很简单，“我们招不到人。”

  问题不仅仅局限于广东。该公司在东南省份江西也有一家工厂，共有250名工人，每年当地的党委书记都会询问林宣武的企业有什么需要。

  林宣武说：“我说：我需要工人。党委书记走开了，其他官员则说：你在开玩笑吧？”

  在林宣武看来，在内地采用自动化设备是重走美罗针织厂20世纪80年代初在香港走的老路，当时香港的工资出现大面积上涨。在那之后，中国开始允许外来投资，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使得依赖廉价工人成为提高竞争力的手段。

  美罗针织厂的工厂里是一幅过去与未来并存的景象。楼下是太空时代风格的针织机，楼上是约150名在机器前伏案工作的工人，他们或是在缝合羊毛衫的织片，或是在熨烫成品。林宣武说，向自动化的转变已经运作了两年，并与工会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同时，工人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接受使用新机器的培训。缝合毛衣织片是一项劳动密集型工作，工厂这方面技术最为熟练的工人待遇不菲，每月工资6000块钱（合955美元），是针织机监控工人的两倍左右。美罗尚无将这道工序自动化的打算。

  越来越多有远见的港台企业家开始意识到，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是保持中国工业基础的竞争力的一条途径。在带动了中国出口业繁荣的广东省，许多工厂都是港台企业家创办和经营的。这样的转变不太可能在郭台铭所预计的3年内发生，不仅是因为自动化生产需要大量资本投资，还因为中国的农民工灵巧而勤勉，他们所做的工作中有一些目前还无法由机器人替代。

  机器人的传统用途是汽车业（在底特律和另外的地方）中的吊装工作，比如吊起大块的车体部件并对其进行焊接。而要在中国的电子科技类产品工厂中使用机器人，困难之处在于要开发出能够操控柔软电线的机器人，以及计算出将电线嵌入精密主板所需的力度（全世界的智能手机和电脑大部分在中国生产）。消费电子科技类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也大大快于车型更新的速度，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新一代机器人必须易于重新编程。

  较早行动的企业家慢慢的开始看到回报。为iPhone等电子科技类产品生产电声元器件的瑞声声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CC)对其常州（上海附近）工厂进行了自动化改造。瑞信(CreditSuisse)一份报告数据显示，如果采用自动化程度较低的生产流程，要达到150万件的日产量需要150名工人。而ACC采用的全自动化生产线只需要两三个工人就能达到同样的产量。

  玩具制造商美昌集团(MayCheongGroup)副总裁颜志永(RogerNgan)表示，尽管销售额不断攀升，但美昌的员工数量已从几年前的1.2万人降至2011年的1万人。他说：“今年我们大家都希望将工人数量降至8500人。”美昌集团拥有玩具车品牌MuscleMachines。

  一些企业正在开发一些可以有效的进行精细操作的灵敏机械设备，以期在这个正迅速增长的市场中抢占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