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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朝代，这个由少数民族创立的政权对当今中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我们的祖国的衰退以及落后都是在清朝发生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在清朝的历史中寻找问题的根源。
清朝在接近三百年的统治时间里也不是没有辉煌的时期，在清朝前中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在位的时期便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盛世——“康乾盛世”。但是到了乾隆统治的晚期，中国的内部已然浮现了重重危机，除了高度集中的皇权导致朝堂之上死气沉沉，乾隆皇帝好大喜功之外，越来越尖锐的土地与持续不断的增加的人口之间的矛盾成为了清政府的信号。
而由此而来的一系列问题，直接引发了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农民起义，彻底摧毁了清朝的统治基础。这样一些问题都属于经济问题的范畴，包括人民生活保障的丧失，手工业的停滞以及商业的崩溃，而这一切都已经在清朝中期显露出了端倪。
古代中国无论哪个朝代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即使马背上的民族征服了我们，中国的主要经济结构也从来就没出现过变化。在古代的大多数时间，影响农耕产量的最主要因素是人口，由于古代医疗条件不发达，加上中原总有频繁的战事，导致中国的人口难以快速增长。而人口数量的不足就会限制小农经济的生产力，但是到了清代，这样的情况却出现了反转。
在清朝初年，民生凋敝，人口数量在经历了李自成的起义，以及清兵与明军的战争之后来到了明朝历史的最低点。清朝初期，康熙也频频动用武力平定四方的威胁，国家形势依然不是特别稳定，人口的增量也比较缓慢。不过到了雍正以及乾隆两朝，清政府的统治已经十分稳定，而且清朝初年的税收并不沉重，人口数量在相对宽松的生活环境中快速增长。到了乾隆年间，全国人口已经增长到了3.6亿左右，在古代中国，这样的人口就意味着生产力的鼎盛，乾隆时期的中国GDP也确实来到了世界首位。
但是这样的盛世之下也埋藏着巨大的隐患，在3.6亿人口的背后，是当时的耕地则只有大概八亿亩的现实，当时的农民每人只能分到两亩耕地。以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而言，平均每四亩地才能养活一个人。因此在乾隆时期，中国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发生了大逆转，生产力的瓶颈从人口不足，变为了耕地不足。
但是由于在康雍乾三朝前期，农民的生活还算富裕，所以他们还能依靠之前的积蓄生活，但是粮食的紧缺导致粮价飞涨，很快就耗尽了农民的积蓄，到了道光年间，中国的人口接近了四亿，但是耕地却因为天灾有所减少，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日益激化。
这个时候其实在中国的东北，以及台湾都还有大量的荒地尚未开垦，这些土地本来可以被有效利用以缓解日益增加的经济压力。但是清政府却出台了严苛的人口流动政策，但凡有人来到这些地方进行拓荒，轻则发配边疆，重则处死，这样的政策导致清政府的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
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农民只得向地主变卖财产和土地来换得粮食和钱财，在清朝中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量的农民成为了地主的佃户。但是地主对于佃户的需求也是有限的，因此有不少人只得成为流民，这些人就是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军中的中坚力量，可以说清中期的盛世之下深埋的人口危机已经预示着清政府晚期将要遭遇的农民起义了。
中国的经济体制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一个是宋代之前的自然经济时期，一个是宋代之后的货币经济时期，其分别主要在于农民缴纳赋税的方式。在自然经济时期，人民只需要每年向政府缴纳一定的粮食，就可以完成上税的任务，而在后来的货币经济时期，农民上税的方式变成了缴纳钱财，清政府采用了白银与铜钱并行的双轨制经济体系，在清中期之前，这样的经济体制还相对稳定。
不过随着西方国家向中国内陆贩卖，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逐渐发生了转变，从贸易顺差大国逐渐变为了贸易逆差国家，清政府的白银不断向西方流动。这样一来就导致了国内的白银价格上涨。在清政府的白银铜钱双本位经济制度中，税收的数额是按照银价来计算的，而百姓在日常中使用的货币却多为铜钱，银价的上涨就导致了铜钱的贬值，这在无形中加大了百姓的税务压力。
《清史稿》记载：“银每两值钱二千，庸一年工，只易五两钱，庸值岁不过十千。流亡之众，逋负之多，实由于此。”
而且在虎门硝烟之后，西方国家发动了战争打开了我们的国门，清政府更是签下了种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中无一例外都有要求清政府赔款的条款，如此一来，清政府的白银储备进一步减少，国内的银价持续走高。清政府律令中本来规定一千钱的价值等同与一两白银，但是到了道光时期，一两白银可以兑换接近三千铜钱。这就意味着在税收数目不变的情况下，农民们需要缴纳相当于之前三倍的钱才能够达标。这让农民们本来就变差的生活条件进一步下滑。而且为了向西方国家赔款，清政府还提高了收税的数额，这让当时的农民阶级更加苦不堪言。
中国的传统小农经济模式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一般来说，在地广人稀的时期，家庭中无论男女都会投入到农业生产之中以保障生存需求。而在人多地狭的时期，家庭内部的分工就会出现变化，一般来说男主人会承担农业耕种的任务，而女主人则会从事以纺织为主的手工业生产，制造相应的手工产品以补贴家用。
在这样的经济模式下，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可以比单纯的农耕时期更好，这样的生产模式也帮助中国的许多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增加了不菲的收入，也出现了成熟的商业文化。在中国东南的许多省份，以及出现了职业的手工业从业者，他们是清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
不过在西方列强叩开中国国门之后，他们便开始了向中国的手工制品倾销，其中尤以纺织品为最多。清朝中后期，西方列强中的大部分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他们国内的生产力要远远超过中国，尤其是纺纱机的发明让他们在纺织品的产量上遥遥领先。因此他们以极低的价格向中国人民售卖他们的产品，由于其低廉的价格，很快就占据了中国市场中的主导。这对于中国本土的手工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清史稿》记载：“洋布盛行，价当梭布，而宽则三倍……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
首先是小农经济中的副产品收入严重降低，使得农民们的收入继续缩减，生活更加困难。而对于江南各省的手工业从业者来说，这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清朝中后期，中国国内生产的木棉制品和麻制品几乎没有销量，这让东南各省的专业手工作坊纷纷倒闭，职业的手工业从业者也纷纷失业，没有耕地的他们的生活条件甚至不如农民，求生无门的他们只得加入了流民的队伍。而这些手工业者也是日后太平天国运动中的重要力量。
《清史稿》记载：“大半歇业，前之受雇于该商者，多以衣食无资，流而为匪。”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独特的年代，之前的朝代虽然会发生起义，但是这一定是由于不同的阶级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或者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下降。为清朝在最发达的封建集权体制之下，并没再次出现太大的内部矛盾，但是还是发生了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的原因在于人民的生活实在得不到保障，而这主要是清政府在盛世之时没有处理好经济问题。
首先，清政府没有快速意识到土地饱和的问题，乾隆也是在生命末年才意识到耕地不足才是导致经济崩坏的直接原因。但是即使知道了这样的问题，清政府为了稳固其统治，依然不允许人民开荒，让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日益激烈。其次，是清政府没有在与西方国家接触之后发展新的科技，在乾隆年间，英国使臣就已经向乾隆介绍了蒸汽机，但是乾隆却不以为意，在其他几个国家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的手工业产能便明显处于落后地位，以至于后来根本无力抵抗西方国家的倾销，导致国内手工业的崩溃。最后就是昏庸无能的政府在军事行动上的连连失利导致赔款数额与日俱增，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彻底摧毁了清朝的经济体系，国家的大动乱在这时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康乾盛世”只是镜花水月，盛名之下，难副其实，中国的屈辱历史恰恰发端于这最后的辉煌之中。
